我和我的母校——北航
钟群鹏
钟群鹏院士
我从18岁起就与北航有不解之缘，我的青年时代、壮年时代和晚年时代都是在北航渡过的，是一个地道的“北航同龄人”。我是北航培养教育出来的，我的一切业绩都和北航分不开，北航是我的母校。
进北航前的一段往事：欢庆解放，参加革命——激荡的青年时代
1950年5月，浙江金华解放，我当时是在金华私立作新中学（教会学校）初三年级求学，当时我全家（父亲、大哥、二哥、姐姐和弟弟）都已参加了革命。我于1951年9月参加了中国民主主义青年团，并立即担任校团支部宣传员。初中毕业后报名参加金华地区干部训练班，三天后因年龄太小，被劝回家。1951年3月我考入浙江省金华市省立中学高中部，担任高中部团支部书记。抗美援朝时，我报名参加志愿军空军，因身体不好未被录取。1951年8月我高二上学期刚结束，作为浙江省优秀团干部调往北京中央团校第四期短训班学习，担任组长，1951年10月作为团中央土改工作团（队）团员赴皖北宿迁县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4月土改结束时，被评为土改工作模范。
回京后，先被分配团中央办公厅工作，后因自己要求改分配“支持国家经济建设，报考大学”，1952年5月—9月在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干部补习班补习，并担任班长。1952年9月被录取为北京航空学院飞机施工专业本科，由于当时北航没有校舍，被附在清华借读一年，1953年迁至现址至今。
中央团校是我真正参加革命的起点。在土改结束时，我用仅有一点生活补助费刻了一个牛骨图章，决心“俯首甘为孺子牛”，在团校成立50周年（1998年）的文集“青春如歌”中，我撰写“革命的熔炉，成长的起点”一文。
清华一年的借读生活点滴：支援建设，刻苦功读——多彩的求学岁月
1952年10月18日报到，10月25日在市里东皇城根中法大学参加北京航空学院成立大会。我们是“全盘苏化”的北航第一届正规大学生。在清华借读的327名同学全部的专业定为施工专业，分飞机施工和发动机施工专业，在清华的一年不分专业上课。327名同学来自三个部分，一部分是高中应届毕业生报考来的，如钱士湘等，一部分是四川航专并过来的（大约有30人），如李正荣等人，第三部分是调干生（可能是最早的工农兵学员），如李凝，叶家康等人，我属于调干生之列。大一上学期分11个班，我分在11班，开始担任政治课代表，后来担任团支部书记；大一下学期按数学成绩分班，共分了10个班，前五班成绩较好。我被分在2班，担任团支部书记，一直到大四上学期，我调作研究生为止。
在清华时，整个施工专业是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来自海淀派出所所长的调干生李凝（后改名为张宁，毕业后调北京市委做周天行同志的秘书，回校后担任图书馆馆长等职），组织委员是从中组部调来的调干生汤宁，宣传委员是从重工业部调来的范子真，当时，钱士湘已是候补党员，是个活跃分子。
在大一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一件是参加北航校址的奠基典礼，当时，副院长是杨待甫，最先奠基的楼是教学一号楼，当时基建青年突击队长是张百发，我有幸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填土的奠基仪式，可惜当时没有留下照片。基石现在还在教学一号楼进门的右边基墙上镶着，我每次走过一号楼，都要看一下当年的珍贵的纪念，它是我校成立的见证者。
有一件事使我十分难忘。当时在大一上考数学时，我把一个两重积分看成了三重积分，算出一个不规则形状旋转体积，一出考场我想坏了，当时的辅导老师是袁博纯老师，他事后对我说，你在两重积分的基础上算出了三重积分的结果，超出了考试的基本要求，应该得5＋。我想老师是多么客观公正啊！就因为数学成绩得了优秀，我被分在了2班，算是学得比较好的一个。否则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呢。
还有一件事是选拔留苏预备班的学员，我被列为初选的名单，当时非常高兴，但后来被通知说没有我，得知是因为我社会关系不好（我父亲是伪职员），加上身体偏弱。我想出身是改变不了的，身体可以锻炼加强，于是我拼命加强体育锻炼，在当时劳卫制一级通过的基础上，又向劳卫制优秀进军，最后终于得到了劳卫制优秀奖章。记得全大班327人只有两个人得到了劳卫制优秀，一个是大班体育干事杜昌年，后来当了哈尔滨120厂总师，一个就是我，这算是对我不懈努力锻炼的回报吧。体会到“成功在于坚持，毅力源于理念”的本意，当时清华的体育界马约翰教授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啊！
新建北航只有两栋学生宿舍，一个饭厅，一些平房教室，风餐露宿，路灯下看书，条件非常艰苦。但精神头很好，学习非常刻苦，真正“智慧来自勤奋”。
整个的大学三年半学习生活，我按当时调干七等五级（科员）待遇补贴，每月25万（货币改革后为25元），当时的伙食是非常好的，伙食费10.5元，剩下14.5元买点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也就绰绰有余了，生活是十分“富裕”的。我是党一手培养出来的调干生，可能是最早或者比较早的“工农兵学员”了吧！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任工农兵学员班主任的我，与学员们讲我的“光荣历史”，他们也还有些半信半疑呢！
我在大学期间一直积极要求入党，终于在我20岁那年——1954年9月18日，我被批准为一名候补党员（后来改为预备党员），我所在的班级也被评为模范班。当时北航只有两栋学生宿舍，我们住在学生一楼（即一宿舍），同房间的有陈耀明（班长），白俊林（总干事），冯肇华和我（当时是团支部书记），同学们称我们“三巨头宿舍”。当时是十点钟熄灯，功课做不完只有在电线杆路灯下看书复习，特别是考试期间更是如此。我们宿舍的人都很懒，衣服没有几件，脏了也不洗，挂在宿舍中间的铁丝上“干洗”，从脏的衣服里挑一件比较干净的再穿上，每逢考试完了是我们宿舍最高兴的时刻，各人自愿买一点花生、瓜子来，聚餐一顿，实在是高兴！
记得当时我们同学很少有自行车，我们宿舍的白俊林是北京人，他有一辆自行车，破得“哪都响就是铃不响”的老破车，进城办事，只有厚着脸皮借他的车，一次我骑车进城，在长安街出了一次交通事故，人是幸免于难了，但车的前轮给扭成“麻花”了，我只好到修车铺花钱给扳过来，还给了他，轻描淡写地说修了一下车，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对不起他的。
1955年11月组织上决定调一批大四、大五的本科学生一共53人，去当时北航的四系航空冶金工艺系做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李凝通知我被调，我当时对飞机施工专业很有兴趣，立志做一名飞机制造“红色工程师”，已经大四了，专业课什么“飞机结构学”、“空气动力学”、“飞机制造工艺学”、“热工学”、“航空动力学”……都学过了，当时思想很单纯的，“党组织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毅然决然地服从了组织分配，进了四系，当时四系的主任是吴云书教授，党总支书记是罗琦，但一开始我编入基础课，总支书是樊恭烋（樊后来当了北工大校长）。研究生班由苏联专家授课。我在金相热处理研究生班。
研究生是从1955年11月开始到1957年3月，以上课为主，1957年3月我和其他三人（赵敬世、董宁辉等）突然得到通知，要在苏联专家1957年7月份回国以前完成课程设计和毕业作业，我们只好拼命加玩命，天天开夜车，几天几夜不睡觉，困了在桌子上趴一会就算了，终于于1957年7月11日完成了毕业作业，进行了答辩，得了优等，我因此瘦了12斤。得了严重的夜盲病，走夜路撞到铁丝网上，头破血流，擦一擦继续上路，去大楼，真是成功在于坚持，毅力来自理念，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研究生提前毕业后，我就参加教研室的工作，担任教研室实验室主任，负责安装从捷克进口的淬火机床，淬火机床是一台比较复杂的、当时是比较现代化的电气设备，光电发生器和控制装置就有半个房间那么大，我没有学过电子电器，只好边干边学，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安装成功，在测试机械设备时，右手食指被齿轮咬伤，拔出后留下“断口”，长好后至今短了一截，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到“断口”的奇妙，可以从此断口分析受力和损伤过程，我开始对断口产生了好奇心。
1958到1962年间的一点回忆：雄心壮志，创办专业
当时党委书记是武光，他指出，“宁可得一百面卫生白旗，也要争一面教学科研红旗”，真正的“有所不为、有所为”（武光院长在我校成立55周年的题词），提出“高精尖虚实细重”的口号。我们一伙人创办新的绝密专业，高温陶瓷材料和原子能材料专业，没有设备自己造，没有成熟的课程就自己从原版著作选编，没有学生就自己招，还培养了一届高温陶瓷材料专业本科生，这批学生有的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例如李东生，王崇琳等。后来专业被迫下了马，这些给我的启发是，办事、办专业一定要讲科学，要循序渐进，打好基础，光有热情是不够的。
新专业1961年底下马之后，我调回金属材料教研室，下决心刻苦攻读基础理论，如金属物理、原子物理、统计物理、电动力学等等，还给本科生开了《金属物理》课，这两年对我的教育很大，要学会做学问，奠定科学的基础，才能有发展的实力。
1962年开始，学习毛主席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论断，我又下决心实践锻炼，到420厂实习，学会热处理“钓鱼”，与工农兵相结合，向工农兵学习，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体会“创新基于实践”的道理，一切要从实践出发，实践是出发点和归宿地，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在教学方面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高镇同先生。高先生是我“材料力学”的辅导教师，他讲课不用讲稿，深入浅出，规范板书，讲究方法，我后来也学习高先生，在教学上狠下功夫，获得学生的好评。
我是怎么走上“断口”这条道路的：断裂力学，失效分析——奋斗的壮年时代
1920年美国断裂力子的鼻祖Griffith提出了一个定性和半定量的断裂判据，，被埋没了40多年之后，到了1968年才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1968年那年，美国北极星导弹在试验现场爆炸，引发了科学家们的极大震动，北极星导弹的壳体材料是D6AC超高强度钢，强度极限是1400MPa，材料的5大性能指标全部合格，为什么在试验过程中发生爆炸呢？美国国会E-24委员会研究认为，裂纹体的断裂行为的控制指标不是材料的五大性能指标，是材料的断裂韧性KIC，材料，特别是超高强度钢有了裂纹之后，其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KI一旦大于或等于材料的断裂韧度KIC就会发生脆性爆炸，这一成果引发了断裂力学的迅猛发展，真是“创新基于实践”的又一成功的范例。
1970年左右，钢研院的研究员，被人们称之为科技铁人的陈篪，他是搞X光结构分析的，他后来转向断裂物理，研究金属材料的断裂行为和判据，他是我国断裂力学的先驱者，积极宣传和普及断裂力学的基本知识和原理。我听了他的学术报告，受到很大的启发，觉得断裂力学是一个新兴的热门课题，很多断裂事故都是有断裂力学和断裂物理问题的。
1970年开始我就深入研究金属材料的断口了，但是我对断口感兴趣，应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1957年在安装运行淬火机床时，右手食指被咬断，露出“肉断口”，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断口”是可以分析的。
1960年，我从事金属材料的化学热处理工艺研究时，渗碳过程的质量检验中的断口方法，使进一步感到断口留下了工艺过程和质量的好坏判定依据，这使我联想到断口不仅是工艺过程、还有可能是构件材料使用过程的断裂断口是断裂过程、模式，原因和机理的忠实记录者和见证者。
1971年我接触到断裂力学原理，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断裂过程不仅有力学问题，而且有物理问题，还有化学问题，这些“信息”都蕴含在断口中，断口是值得研究的。当时有人说，“断口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它只是一种工艺检查手段而已”，而我不以为然，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断口分析为切入点的断裂学科中去了。
1977年我参加飞机大梁梳状接头的断裂原因的研究，更进一步使我认识到，断口的信息的丰富和机理的深奥。
我搞断口是先从资料、经验、实验，再到研究、分析的过程。
我收集国内外断口资料，出版“断口文集”，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进修班、研究生班，编写《金属断裂故障分析》、《金属损伤扫描电镜图谱》、《金属材料缺陷检验方法》、《金属材料断口分析》、《金属材料断裂机理》等等近十门教材，与此同时，我还到航材院、空一所等单位学习，学习他们从事事故分析的理论、技术、方法和经验，提高自己的能力。此外还从1973年开始指导工农学员做毕业论文，日日夜夜做透射电子显微镜的修复和实验工作，结果我的转氨酶指数提高，得了急性肝炎。总之，万事开头难，一切从头开始，真是“事业始于足下”。后来的成绩和这一段的努力探索、学习实践是分不开的，也从侧面体现了“伟大寓于平凡”的道理。
在从事失效分析的初期，我和同事们征集全国学者的签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征集了117名学者的签名，并向当时的国家经委汇报，申请成立全国性的学术工作组织，一共去了国家经委13次，得到了质量管理局总师岳定仑的接见，后于1985年5月9日，得到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同志的批示：“失效分析工作十分重要，国家经委将尽己所能给予绵薄的支持，希望失效分析委员会同志加强横向联系，加紧工作……”还给了5万元的开办经费，批准我们参加和主持全国重大机械（电）装备事故分析诊断和预防工作。1986年8月16日，终于在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成立了失效分析工作委员会（一级半的工作机构），开展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工作。出版了一套《机械产品失效分析丛书》（中级读物，全国第一次出版此类图书，11个分册，254万字，28个编委，我为副主编，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在全国起到了普及失效分析知识的作用，我还主编了全国高校必修课试用教材《失效分析基础》（19万字，机械工业出版社），使失效分析课程纳入到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体系。
从1987年8月开始到1998年12月止，一共在全国主持和组织召开了三次“全国机械装备失效分析预测预防战略研讨会”、两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一次是1995年“失效分析与预防国际学术交流会”（38个国家参加，我担任国际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两主席之一和组织工作委员会两主席之一），一次是2007年“第九次国际工程结构完整性学术会议”（近300人参加，由中国工程院和英国皇家工程院共同主办，我是大会两主席之一），在国内外起到了普及和提高的作用，得到了两院院士师昌绪先生的好评：“钟群鹏教授……30多年来一直在机械装备失效分析和预防工作中进行了系统的、有开创性的研究，”“为我国失效分析工作的开展与学术体系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师昌绪先生对钟群鹏的申报院士的推荐意见）。
我是如何主持或参加失效事故分析预测预防诊断分析和决策工作的：尊重事实，探索真谛——顽强的追求时代
师昌绪先生在一次全国机械（电）装备失效分析预测预防战略研讨会的特邀报告中指出：“失效分析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人员的科学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因此，提高我国机电产品失效分析水平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我就是努力按照师昌绪先生的要求参加各种机械（电）装备失效分析和预防工作的。
我先后主持或参加了500多起失效事故分析诊断和预防决策案例工作，都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例如：
秦岭电站200兆瓦机组特大爆炸事故原因分析；
1990年1月24日，安庆水上特大交通事故分析；
海淀东海餐厅特大爆炸事故分析；
1996年6月27日，北京东方化工厂特大爆炸事故原因分析；
2004年11月19日包头ARJ200特大空难事故分析，等等……
《中华英才》、CCTV“大家”栏目等对我主持或参加这些事故的分析诊断曾做过大篇幅的报道。
失效分析工作是一个跨学科的交叉团队有机配合和带有很强探索性的机械“法医”工作，在这个工作中，对我的教育很大，使我真正体会到“力量系于集体”、“业绩归于团队”，更使我认识到“做人先于做事，素质重于博才”，我觉得失效分析出了6个院士与它的工作属性不无关系，时势造英雄和英雄创时势啊！
这使我想到，我校要建成“空天信融合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多么的必要和重要啊！
我申报院士三次，1995年试报，1997年再报，1999年11月当选，期间因1997.6.27担任北京东方化工厂特大火灾事故原因分析专家组组长，正是我第二次申报院士期间，不顾 “坚持专家组结论意见，对院士申报不利” 的劝告，下决心“宁可不当院士也要得出科学结论，给全国人民有一个负责的结论”，并于1997年8月向朱镕基总理写信申诉，2000年12月才得到国务院的批复，同意专家组的结论意见，在此期间，我已于1999年11月当选为院士。
在申报院士期间，一直与陈懋章同行，直到最后两人同时当选院士，在最紧要的时刻，有人认为北航只能有一个人当选，我主动向院士提出，要把陈懋章排在前面，因为他是搞发动机的，对北航的贡献比我大。
1999年8月正是我65岁要退休的时候，学校和系里通知我退休，我提出等评不上院士我就退休，不再延聘，申请延至当年11月之后“执行”。我对评上院士的期望不高。
1999年底评上院士后，学校和系里要“庆祝”，我提出，不要庆祝，我认为陈昌麒比我的水平高，应该先当院士，我也推荐过他两次（我当时是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有推荐权），但因种种原因他未能当选，实在可惜，“我还是我，一夜之间没有变化，不要把我与群众分开，我还是群众的一份子”，低调处理了院士当选一事。
我把当选院士作为新的起点，近十年来我一直在潜心研究“失效学的哲学理念”问题，并提出了由失效学的认识论、矛盾论、系统论和方法论所组成的失效学的哲学体系，和由失效基础理论篇（失效哲学、失效力学、失效物理学和失效化学）、应用基础篇（断口学、裂纹学、痕迹学和信息学）和工程技术篇（失效诊断学、失效预测学、失效预防学和失效管理学）组成的失效学技术体系。
我是怎么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的：立足北航，服务师生——丰富的“晚年”时代
2002年4月15日，我还在同仁医院做青光眼手术尚未出院，学校出了红头文件，任命我为校第六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在这之前，李未校长找我谈，要我“出山”，我说不行，我连系里干部都没当过，是科级干部，怎么去当校级干部呢？但还是任命了，4月30日，我戴着眼罩，上台讲话表态，我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要贯彻科学、民主、公正，要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直接领导下，努力做好“咨询、评审和评定”工作。
校学术委员会在其他咨询工作、规划工作、学科建设工作、人才工作……等方面尽己所能地做了不少工作，本着“定好位，说好话，做好事”，配合各职能部门和学校的中心工作，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本着“咨询不干政、建议不决策、反映不片面”，努力做到参谋队、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除了日常的工作以外，我们还出了咨询集，专题报告，调查建议，得到了书记、校长和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好评。
2008年1月16日，校学术委员会换届，杜玉波书记讲话，对校学术委员会作了充分的肯定：“学校成绩的取得，无不凝聚着校学术委员会的辛勤劳动和卓越工作。在校党委和校长的领导下，以钟群鹏院士为主任的校学术委员会充分发挥了教授治学的核心作用，特别是在学校发展战略、重点学科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学术道德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学校的长远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些老专家、老教授急学校发展之急、想学校发展之所想，时刻站在学校发展全局的高度，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工作很投入、很认真、很严谨，提出了很多高层次、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建设性意见，做了很多感人肺腑的事情，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学术风范，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也为全校师生树立了榜样。在此，我代表校党委对全体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这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也是我们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我1951年8月参加工作，1955年11月参加教育工会，1957年8月担任助教，1960年1月评上讲师，1980年评上副教授，1985年12月评上教授，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上博士生导师，1999年11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一共讲授过10多门课程，直接培养博士后、博士和硕士50多人，1989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教师，1992年获部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11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
我指导学生是教书育人、言传身教，希望三学、三会、三基、三成，即：学习做人，做好人，奠定人生基石，成人；学习做学问，学会做学问，奠定科学基础，成才；学习做事，学会做事，奠定基本功，成功。品德先于做事，素质优于水平，使他们立足社会，尽好责任，做出贡献。
在50多名博士后、博士和硕士中，有不少已成为骨干、中坚，如张峥教授、博导，新世纪人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失效分析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第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2008年5月12日在汶川地震中舍己救人的行为，表现其品质高尚。朱立群教授、博导，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分党委书记，在工作中吃苦耐劳，不计报酬、勇担重任，品德高尚、作风踏实，值得学习。
现在我精力不够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我仍然力所能及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我已退居二线工作，我希望新的一代尽快的成长壮大，扛大旗，做大事。
我初步总结我的认识和体会是：
智慧来自勤奋，创新基于实践；
成功在于坚持，毅力源于理念；
做人先于做事，素质优于博才；
力量系于集体，功绩归于团队；
事业始于足下，伟大寓于平凡；
英雄出自少年，未来属于青年。
衷心的祝母校更加辉煌，做出更大的贡献！
钟群鹏，浙江上虞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导，学术委员会主任。
注：本文由钟群鹏院士于2012年5月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宣传部之约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