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航难忘的时光

刘大响

刘大响院士

初入北航，参加国庆游行

我是属牛的，属牛的人都会有点牛脾气，但总是勤奋劳作、不畏艰辛、任劳任怨、奋力向前。我常想，自己的天分并不高，也不那么聪明，但笨鸟先飞，从小读书刻苦用功，所以学习成绩才比较好。高中毕业时，我本想报考清华电机系，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去清华。突然有一天父亲告诉我，说组织要推荐我报考北航。后来我才知道，是北航的一位领导，名叫张仲禹（即后来北航发动机系的党总支书记，是位革命老干部），带队到我们中学招生，挑选优秀毕业生。经政审后，选定了8名学生，其中有我一个。北航是国家重点高校，当时虽然是推荐保送的，但还是与其他同学一样，要到衡阳去参加全国统考，成绩太差的也不行。

1955年9月初，当我跨入北京航空学院的大门时，第一眼就看到一条非常醒目的大标语——“欢迎您，未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那一刻，仿佛有一股热流涌向我的全身，心里感到无比振奋和喜悦。当时北航只有三栋教学楼，一系楼—飞机楼，三系楼—发动机楼，还有一个叫电子楼，在发动机楼的西侧，那栋楼基本上快建起来了，就这么三栋大楼。我们每天早上在东操场（就是现在图书馆的那个地方）出操、跑步、锻炼身体。

刚进北航，印象最深的就是参加国庆游行和狂欢。那时每年两次，一次“五一”，一次“十一”，白天有天安门前的阅兵、游行，晚上有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大联欢。我们是9月进校的，由高年级同学负责组织。

1955年10月1日，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通过天安门时，仰望城楼上的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情无比激动，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眼里含着泪花，发自内心地同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晚上又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狂欢、看烟火，真可以说是“心潮澎湃，心花怒放”。自己从一个小县城来到首都北京，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宏伟壮观的场面，感到非常震撼！当时曾想过，将来工作后如果有机会把父母接来看一看，那该有多好啊！那时没有电视转播，他们在湖南根本看不到北京鼓舞人心的场面。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思绪万千，对国家的繁荣富强信心百倍，也充满着种种幻想和期待。

社会工作，担任总干事和系学生会文化部长

后来学校分专业，将我分配到发动机系设计专业，从此与航空发动机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对航空发动机真的不了解，一切听从领导安排，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就踏踏实实学好发动机，将来为之付出毕生的心血和精力，结果一干就是50多年。我之对于航空，尤其是航空发动机事业，可以说是“先结婚、后恋爱”，但爱得很深沉、很执著，从来没有后悔过。

发动机专业一个年级分为两个大班—前大班、后大班，前大班学设计，后大班学工艺。每个大班又分为几个小班，我分到前大班的5305班。那时候北航是五年学制，前两年主要学基础课，前后大班不分专业，在一起上大课，发动机课程也就是活塞式和喷气式两大类。

第一次开全班会议，由班主任老师宣布班干部，一个小班有3个班干部—团支部书记、班长和总干事。老师宣布我担任总干事，负责班上同学们的生活。我领导3个干部，即体育委员、文艺委员、生活委员，都是为班上同学服务的。他们的分工很明确，生活委员负责组织打扫卫生、检查、评比。很多同学把我这个总干事戏称为“后勤部长”，当时北航的班干部就是这么一个体系。

到三年级的下学期，我当选为系学生会干部，小班的总干事就不当了。我在系学生会第一个学期当生活部长，领导系里各小班的总干事，主要组织全系同学生活、福利和卫生方面的一些活动。第二年改任文化部长，负责活跃同学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在三系党总支书记张仲禹领导下，发动机系的体育活动非常出色，在好几届校运会上都获得第一名，拿过不少冠军。但文艺方面偏于保守，有一次系学生会开讨论会，有人提出，为了活跃业余文化生活，促进大家交流，希望我们系多办舞会，也可以跟北京医学院（简称北医）搞点联欢，多邀请一些女同学来参加，并决定由我这个文化部长负责组织。尽管中学时期我男扮女装扭过秧歌，但没有和女同学跳过交谊舞。我这个人很保守，交谊舞始终没有学会，当时也很少去舞厅看热闹。

我将组织发动机系的“交谊舞会”一事交给一位副部长来主持，并找了几位文艺骨干分子参加，出海报、找场地、给北医发邀请函。以后搞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舞会，声势虽不算很大，来的人还真不少。作为文化部长，出于职责，我不得不去看看，跑前跑后，帮忙张罗，有时也参加乐队打打鼓。但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就不得而知了。

那时北航还搞文艺比赛，每个系都要出节目。我找来一位文艺积极分子当编导、选演员，组织演出。为了编好、演好节目，我还同他们一起到农村去体验生活。最后效果不错，当年我们发动机系，体育在全校得第一，文艺比赛得了第二名。

义务劳动，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

1958年初，北京开始建设十三陵水库，各高校学生分批去参加义务劳动。十三陵水库工地离北航较远，是坐汽车去的。当时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回来的时候，也许有点儿心血来潮吧，就借了马云凤同学的一辆自行车。结果骑车回学校的时候出了洋相，差一点掉进了河里。这件事对我的教训非常深刻，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再干太冒险的事儿了。

十三陵水库工地义务劳动，10天一期。

去之前开了各班总干事会。总干事去号房子，就是把去的同学分到老乡家里住，睡火炕。火炕中间很热，大家都不愿意睡在那个位置。我是总干事，要起带头作用，就说我睡这儿吧。那些天确实自己被烤的一点儿都没有睡好觉。

十三陵水库劳动很艰苦。去了以后，工地领导跟我们讲，某大学有个学生，因为晚上吃包子撑破了胃，被送往医院治疗。领导以此作为典型例子，教育大家不要再出类似的事情。整个劳动期间，我们早餐吃得比较简单，中午送一些咸萝卜、窝窝头到工地。那时虽是春季，但天气仍很寒冷，窝窝头都冻得很硬，难以下咽，所以大家都是随便啃两口就算了。晚上回来改善生活，吃的是包子、饺子、蛋炒饭，还有土豆炖牛肉，不定量、敞开吃。那是1958年的事，当时物资供应还比较好，所以领导一再提醒同学们，千万别把胃撑坏了。

我这个总干事管的就是住房、安排上工，谁有了病就照顾一下。我们的任务是挖土、挑土，往大坝上垒。夯实、压实是专业工程队的事。后来才看到报道，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和少奇同志，这些中央领导同志都去劳动了，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那年天气很冷，我的手都冻裂了。南方来的同学中，手脚冻伤的很多。学校里有暖气，十三陵水库工地那边就没有了，北风一吹，地冻得很结实，一镐刨下去只见一个小白点儿，但刨不动也得刨。我是总干事，必须带头干，最后双手都磨出了血泡，回校后得到系里的表扬。

互帮互助，进保密专业班学习

三年级的时候，北航成立了33A班。当时北航新增两个绝密专业，一个是火箭专业，叫六系，在学校东南角专门建了一栋六系楼。我们成为33A专业，学冲压发动机，也属于绝密专业，把我选上了。

这个班主要由调干班的学生组成，有30多人。调干生基础相对较差，不少是从速成中学毕业后送到北航的，当然其中也有学得很好的。学校从成绩较好的同学中挑选了十几个人与他们一起学习，显然是要在学习方面帮一帮他们。一共30多人组成一个特别班，我担任团支部书记。

当时班上党支部书记曹楷同学找我商量，要在班里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那时候讲政治，要保证全班同学顺利毕业。由我们团支部负责组织这一活动，大家分别结成“对子”。班上同学们的关系都很好，很团结，互相帮助，心情舒畅。

党支部让我帮助两位同学，一个是袁三民，还有一个是曹志稳。

袁三民同学为人很正直。据说他当过林彪的警卫员，立过战功。来学校之前已经享受部队连级干部待遇，带工资上学，而且组织上把他夫人调到了北航。我与袁三民的课桌紧挨着，我经常帮助他，遇到不懂的地方我就给他讲一讲，一起讨论，直到他搞懂为止。这个过程也是我复习功课和深化学习的过程，应该说起到了互相帮助和促进作用。毕业前，他不幸得了黄疸型肝炎，因医治无效去世，实在太可惜了。后来学校把我们几个和袁三民接触最密切的人全都拉到医院去抽血化验，怕我们受到传染。我和曹楷首当其冲，所幸两人都平安无事。

曹志稳同学政治上强，为人和蔼可亲，学习也很棒。曹志稳毕业后分配到航天五院31所工作，后调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当处长，之后又调到国家监察部任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副主任。他曾邀我有事可去中南海找他，因中南海是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由于怕给我们双方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在中南海工作期间，我一直没去找过他。但我们两人关系一直很密切，现在联系也较多。

我们班上这些调干同学都是好样的，有些人虽然基础差一点，学习有些吃力，但都非常认真，刻苦用功。除曹楷、曹志稳、袁三民之外，杨思霜同学对我的帮助也很大，他经常主动约我谈心，交流思想、帮我进步。毕业后，他分配到西安红旗机械厂（即430厂）工作，当过吴大观同志的助手，后担任工厂设计所实验室主任；唐瑞成同学原则性强，严格要求自己，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毕业后留校当教师，担任过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北航出版社社长，后因患癌症英年早逝；王润宗同学，童工出身，踏实苦干，后来与我一起入党，一起在624所山沟里搞高空台建设，是高空台设计研究室的“八大金刚”之一，后来还当过所机动处处长和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默默无闻一辈子，为高空台和624所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积极进步，全班第一批入党

1959年，我入党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6月25日。我是大班中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与我同时入党的还有王润宗同学，当时学生党员很少，我所在的班上，调干生党员较多，党支部书记曹楷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还有一位介绍人就是曹志稳同学。

争取入党是我在中学时期就立下的志愿，这可能与我担任过3个中学的学生会主席有关。因工作关系，我同学校党支部、团委的负责人接触较多，受到他们的教育、帮助和熏陶也就较多，如邓国瑛、刘纪生老师等。尤其是祁阳中学党支部书记邓国瑛老师，他多次同我谈话，讲革命道理，表彰我当学生会主席能牺牲个人时间，主动做好社会工作，与团总支书记配合得很好，同时还能把自己的学习搞好。

1956年夏天，我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向党表决心，要把一切献给党，不畏牺牲，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奋斗终生。我们整个前大班设一个党支部，小班没有党支部。第一任党支部委员有我们小班的徐才通同志，他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工作，当过世界著名科学家吴仲华先生的学术秘书。他接到我的申请书后很高兴，给了我许多鼓励，并送我一本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此后，我就成了大班的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听党课，也常有党员同志找我谈话，我也经常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

通过党课教育和党支部的培养、帮助，我在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经过党组织长期考验，我于1959年6月25日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1959年7月1日，我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正式成为伟大、光荣的共产党组织中的一名新党员。

科研攻关，参与研制“北京四号”

1958年，北航要搞飞机型号研制，我参与的是“北京四号”，搞冲压发动机。

当时，学校以发动机系304教研室为主成立了一个设计班子，由教研室主任宁榥教授任总设计师。宁先生是国家一级教授，是我固航空界暂不退休的四位专家之一。当过沈元校长的老师，在学校中有很高的威望。课堂上，他画的图很漂亮，讲话幽默，深得同学们喜爱。

设计班子里分四个小组，即总体组、燃烧组、喷管组和控制组。每个组都由一位老师当组长，两个学生当副组长。我在总体组，组长是魏佑海教授，副组长是马继华同学和我。马继华比我高一届，也在北航读研究生，导师也是宁榥教授，我常叫她马大姐，毕业后留北航当教授。她对我很关心，1961年我身体不好，胃疼得很厉害，她经常安慰我，还从家中弄点好消化的食物给我吃，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使我非常感动。魏佑海先生出生于外交世家，和蔼可亲，学术造诣很高，是我最尊敬的师长之一。

搞“北京四号”的研制，需要建设高马赫数的冲压发动机试验设备，气源是暂冲式的，由杨再明老师担任实验室主任。我当时是学生，与老师、工人师傅一起劳动，积极参加实验室建设。有小零件需要焊接，我就提着零件骑自行车跑到清华大学去求援，请他们帮着焊接。

我们实验室有一位工人师傅叫李文模，个子瘦小，技术很高，人也很好，为实验室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2000年我到北航后还见到过他，他一下就认出我来了，还记得我的名字。他年纪大了就去守航空馆的大门，退休之后又修自行车，始终在辛勤地劳作。实验室建成后，在读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我曾参加过超声速扩压器和燃烧室的一些实验研究工作。

在北航五年的学习为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文化知识和个人素养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60年毕业之后，我免试留校读研究生，那时向苏联学习，叫副博士研究生，我的指导老师是宁榥教授，研究方向是燃烧学。

宁榥先生是我国著名航空发动机专家，懂英、俄、德三国语言，在他的指导下，我参加了北航304教研室的冲压发动机和燃烧室实验研究，并编写了副博士研究生学习计划。只可惜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因患有较严重的胃病，1962年3月我就中断了研究生学习，提前结业分配到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所（即606所）工作。

606所是我国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的摇篮，我有幸在那里工作了8年，这是我从校门到“工作门”、从书本到实践的8年，是我奠定坚实技术基础的8年，也是我铸就动力人生路、茁壮成长的8年。

重返母校，为根治飞机“心脏病”鼓与呼

为了支援三线建设，1970年我与606所的308位同志一起分迁到四川江油624所工作，一干就是整整30个春秋，从33岁到63岁。624所是我的第二故乡，它地处大西南的偏僻山沟，那里虽然山青水秀，鸟语花香，但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素不相识的科技人员和建设者，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大家一起摸爬滚打、战天斗地、团结拚搏，无私奉献，突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30年如一日，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将亚洲第一座“争气台”建立起来，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俄、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大型连续气源“高空台”的国家。与此同时，624所还先后开展了两项大型先进航空发动机关键技术预先研究工作，取得了多项重大技术成果。

到2000年，我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在624所的主要任务，当航空工业总公司领导要调我入京的时候，正赶上中央政府领导换届，进京户口被冻结，人事调动暂缓。北航的沈士团校长、楼士礼书记、徐纵巍常务副校长多次找我谈话，热情地欢迎我到北航工作，说他们可以帮我解决进京户口问题。北航是我的母校，是全国重点高校之一，进北航工作当然是很好的选择。后来经过北航和总公司商议，将我的党政关系暂时保留在624所，档案和户口放在北航。就这样我很快地调进了北航，在航空发动机系（现为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北航“航空发动机数值仿真研究中心”主任。2001年中航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正式任命我为科技委副主任，两个航空集团合并后，现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在这些岗位上，积极参与大型飞机、航空发动专项的咨询和建议，参与多项大型发动机研究计划的专家委员会工作，为根治飞机“心脏病”鼓与呼。

北航是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航空航天大学，是我引以骄傲和自豪的母校，是我获取知识的殿堂，筑梦蓝天的摇篮。北航有我时时思念的老校长武光、沈元，曹传均和沈士团，有我感恩不尽的研究生导师宁榥教授，有给我以知识、以启迪的众多可尊敬的师长，有我许多当年天真无暇、活泼可爱的老同学和学兄、学弟、师姐、师妹。

母校给我以智慧，给我以动力，让我飞向东北，飞向西南，飞向全国和全世界。2000年我又从四川深山老林中飞回北京，回到了母校的怀抱，这是我感到十分温暖和幸运的大事。

母校辛勤耕耘，培养出一代又一代高水平科技人才，奋斗在航空航天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做出了许多可喜可贺的出色成绩，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震天地、撼鬼神的突出贡献。

我对中国航空发动机充满信心和希望，为使国产的军民用飞机都装上健康、强劲的“中国心”，我愿在有生之年坚持不懈，锲而不舍，“老牛自知使命重，不用扬鞭自奋蹄”，继续为根治飞机“心脏病”去鼓与呼，继续为发动机贡献一点微薄之力，直到自己的生命之光熄灭为止。

刘大响，1937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祁东县，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本文完成于2012年7月，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宣传部根据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刘大响院士回忆录《我心飞翔》中有关北航的部分进行摘录和编揖整理而成，并经过刘大响院士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