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昌:沈院长把我“扔下水去学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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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3-21 17:35

沈院长把我“扔下水去学游泳”

朱永昌

我是北航的教授,是北航腐蚀科学和防护工程专业的创始人。1932年出生在上海。1953年大学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时才21岁。当时正值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国家迫切需要大量人才。毕业时的革命激情真是难以形容。

毕业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工作分配。由于解放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生动实际教育,我们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有较大提高。国家采取个人填报志愿和统一分配相结合的政策。我是独生子,当时国家有照顾独生子留在父母身边的政策。我抱着满腔的革命热忱,感觉自己应该报效祖国。祖国哪里最艰苦、哪里最需要,我就到哪里去。我说服了父母,毅然决然地报了以下五个志愿,第一西北、第二东北、第三华北、第四华东、第五无条件服从分配。最后组织上把我分配到北京航空学院。

6月底还没有放假,赶程报到。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同行(一个分配到北京钢铁学院,另一个是地质部)。当时生活是挺艰苦的,买的火车票是坐铺。每个人各带一大包行李。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都缺乏实际生活经验,好在三个人互相帮助、照顾,亲如兄弟姐妹,一路上没有发生事故。吃得也很简单,是父母准备的食品。虽然艰苦,但革命精神是饱满的。疲倦时,互相低声唱革命歌曲或者讲革命故事来鼓励自己。

在1953年7月1日党的生日的日子里,我们终于到达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第一次到首都,心情多么激动。我们在老北京火车站下车。人生地不熟,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还处在解放初、朝鲜战争停战后不久,交通很不发达。我的目的地是钱粮胡同,它在哪里?怎么去?他们两人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虽然如此,我们不气馁,有三张嘴,多想多问就能解决问题。最后找到了三辆古式马车。于是三人各自找自己的目的地。

1962年,朱永昌与“金属科学和防护工程”专业老师刘永辉、本专业学生曹磊、曾庆福等留念合影(以上都是其教过的学生)

到了钱粮胡同,接待我的是王世荣同志,她也和我一样是应届毕业生,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待人热情诚恳。她说,她和我一样也分配在化学教研室。暂时住在钱粮胡同临时宿舍里。住宿条件也富有革命性:男同志安排在一间四合院老式客堂里,大概有50平方米的面积,大约住了48人,双人双层铁床,双人铁床之间的间距只有一个人的肩宽,行动很不方便。晚上睡觉发出各种声音,犹如一台交响乐。现在回忆起当年,真是富有诗意。

第二天,王世荣同志找到我,说沈元院长要找我布置任务。

来到沈院长办公室,沈院长请我坐下后,说:“永昌同志,今天找你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从今天起,你被调到飞机系飞机工艺专业教研室工作、任教;第二件事是,有一项紧急的教学任务要做。今年下半年(大约在9月、10月至12月、1954年1月)有一门专业课,要由你担任讲课任务,课程名称是“飞机表面保护施工法”,这是一门大学四年级的专业课,是新设的专业课。还有三个多月的备课时间,好好努力吧!我们北京航空学院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内148个重点建设项目的内容之一。这是一项光荣艰巨的任务,务必要完成好。”我听了之后,又惊又喜,惊的是,领导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能行吗?喜的是,领导这么信任和重视、培养、锻炼自己。我说:“沈院长,我刚毕业,我的能力还不够,先让我做辅导、答疑等助教工作,锻炼锻炼。”沈院长鼓励我说:“有党的领导,有组织的支持,你有能力完成讲课任务。我们采取的方针是积极培养青年人才,扔下水去游泳,大胆地在实践中磨练提高。这是很好的锻炼方式。”于是,我大胆地接受了领导交给的讲课任务。心想,务必好好努力干,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重视和期望。

在三个多月的准备工作中,飞机工艺教研室主任梁炳文教授,尤其是许建鉞副主任都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指导,安排陈克锵老师翻译苏联专家提供的教学参考书。给我借阅“航空概论”, 为了向工厂技术人员、工人以及向实际学习,许老师还安排我下到北京市南苑飞机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当小学生,虽然只有一周时间,但思想和业务上的收获很大,还安排了绘图员苏弥章老师绘制挂图,安排了讲课前的试讲工作(几乎全体老师参加),老师们都能友善地、严格地、诚恳地提出意见,这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益。并安排向苏联专家请教和答疑等等。

1986年朱永昌、王行仁、张锦三位北航老师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任为访问科学家,在学习、工作期间,原北航周天行老书记和叶家康副校长去看望三位老师并合影留念

北航位于当时名为“十间房”的地方,是一片农田。一号教学楼用作临时图书馆,我们在这里借阅图书、写教材和备课。主楼正在建造。全院教师大会只能露天开,苏联专家也是如此。没有食堂只能露天用餐,尤其是大冬天,刮西北风,又冷又脏,尘土满天飞,饭菜很快凉下来,沙土飞扬在饭菜上,真不好吃啊!同志们乐观地说:这正需要我们发扬抗大革命精神。大家都毫无怨言,对没有正规的厕所也能适应。

教学条件也差,没有正规的教室,只能在简陋的土平房里讲课、听课,苏联专家、教授、老师们都是如此,在土平房里没有暖气,只有土煤炉取暖。这与现今的教学楼相比,真是天地之别啊!

在我们班里有顾昌耀和张宁,我认真备课、讲课,学生们认真听课。我从不迟到、早退,他们也一样。他们的年龄普遍比我大,我又是第一次上讲台讲课,他们热忱地支持我,尊重我。他们努力向上、刻苦学习的精神感动着我,师生之间十分融洽,我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改进自己的教学工作。他们对教学效果反映较好。

万事开头难,在艰难的条件下,“扔下水去学游泳”确实是培养磨练青年教师的好方法之一。

由于党的领导,老教授的指导,老工人的指点,老师们的帮助,教辅人员的协助。再加上我自己的刻苦努力,苦干加巧干,终于取得良好效果。

朱永昌,1932年出生在上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北航腐蚀科学和防护工程专业的创始人。

注:本文由朱永昌教授于2012年6月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宣传部之约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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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昌:沈院长把我“扔下水去学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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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院长把我“扔下水去学游泳”

朱永昌

我是北航的教授,是北航腐蚀科学和防护工程专业的创始人。1932年出生在上海。1953年大学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时才21岁。当时正值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国家迫切需要大量人才。毕业时的革命激情真是难以形容。

毕业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工作分配。由于解放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生动实际教育,我们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有较大提高。国家采取个人填报志愿和统一分配相结合的政策。我是独生子,当时国家有照顾独生子留在父母身边的政策。我抱着满腔的革命热忱,感觉自己应该报效祖国。祖国哪里最艰苦、哪里最需要,我就到哪里去。我说服了父母,毅然决然地报了以下五个志愿,第一西北、第二东北、第三华北、第四华东、第五无条件服从分配。最后组织上把我分配到北京航空学院。

6月底还没有放假,赶程报到。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同行(一个分配到北京钢铁学院,另一个是地质部)。当时生活是挺艰苦的,买的火车票是坐铺。每个人各带一大包行李。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都缺乏实际生活经验,好在三个人互相帮助、照顾,亲如兄弟姐妹,一路上没有发生事故。吃得也很简单,是父母准备的食品。虽然艰苦,但革命精神是饱满的。疲倦时,互相低声唱革命歌曲或者讲革命故事来鼓励自己。

在1953年7月1日党的生日的日子里,我们终于到达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第一次到首都,心情多么激动。我们在老北京火车站下车。人生地不熟,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还处在解放初、朝鲜战争停战后不久,交通很不发达。我的目的地是钱粮胡同,它在哪里?怎么去?他们两人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虽然如此,我们不气馁,有三张嘴,多想多问就能解决问题。最后找到了三辆古式马车。于是三人各自找自己的目的地。

1962年,朱永昌与“金属科学和防护工程”专业老师刘永辉、本专业学生曹磊、曾庆福等留念合影(以上都是其教过的学生)

到了钱粮胡同,接待我的是王世荣同志,她也和我一样是应届毕业生,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待人热情诚恳。她说,她和我一样也分配在化学教研室。暂时住在钱粮胡同临时宿舍里。住宿条件也富有革命性:男同志安排在一间四合院老式客堂里,大概有50平方米的面积,大约住了48人,双人双层铁床,双人铁床之间的间距只有一个人的肩宽,行动很不方便。晚上睡觉发出各种声音,犹如一台交响乐。现在回忆起当年,真是富有诗意。

第二天,王世荣同志找到我,说沈元院长要找我布置任务。

来到沈院长办公室,沈院长请我坐下后,说:“永昌同志,今天找你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从今天起,你被调到飞机系飞机工艺专业教研室工作、任教;第二件事是,有一项紧急的教学任务要做。今年下半年(大约在9月、10月至12月、1954年1月)有一门专业课,要由你担任讲课任务,课程名称是“飞机表面保护施工法”,这是一门大学四年级的专业课,是新设的专业课。还有三个多月的备课时间,好好努力吧!我们北京航空学院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内148个重点建设项目的内容之一。这是一项光荣艰巨的任务,务必要完成好。”我听了之后,又惊又喜,惊的是,领导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能行吗?喜的是,领导这么信任和重视、培养、锻炼自己。我说:“沈院长,我刚毕业,我的能力还不够,先让我做辅导、答疑等助教工作,锻炼锻炼。”沈院长鼓励我说:“有党的领导,有组织的支持,你有能力完成讲课任务。我们采取的方针是积极培养青年人才,扔下水去游泳,大胆地在实践中磨练提高。这是很好的锻炼方式。”于是,我大胆地接受了领导交给的讲课任务。心想,务必好好努力干,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重视和期望。

在三个多月的准备工作中,飞机工艺教研室主任梁炳文教授,尤其是许建鉞副主任都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指导,安排陈克锵老师翻译苏联专家提供的教学参考书。给我借阅“航空概论”, 为了向工厂技术人员、工人以及向实际学习,许老师还安排我下到北京市南苑飞机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当小学生,虽然只有一周时间,但思想和业务上的收获很大,还安排了绘图员苏弥章老师绘制挂图,安排了讲课前的试讲工作(几乎全体老师参加),老师们都能友善地、严格地、诚恳地提出意见,这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益。并安排向苏联专家请教和答疑等等。

1986年朱永昌、王行仁、张锦三位北航老师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任为访问科学家,在学习、工作期间,原北航周天行老书记和叶家康副校长去看望三位老师并合影留念

北航位于当时名为“十间房”的地方,是一片农田。一号教学楼用作临时图书馆,我们在这里借阅图书、写教材和备课。主楼正在建造。全院教师大会只能露天开,苏联专家也是如此。没有食堂只能露天用餐,尤其是大冬天,刮西北风,又冷又脏,尘土满天飞,饭菜很快凉下来,沙土飞扬在饭菜上,真不好吃啊!同志们乐观地说:这正需要我们发扬抗大革命精神。大家都毫无怨言,对没有正规的厕所也能适应。

教学条件也差,没有正规的教室,只能在简陋的土平房里讲课、听课,苏联专家、教授、老师们都是如此,在土平房里没有暖气,只有土煤炉取暖。这与现今的教学楼相比,真是天地之别啊!

在我们班里有顾昌耀和张宁,我认真备课、讲课,学生们认真听课。我从不迟到、早退,他们也一样。他们的年龄普遍比我大,我又是第一次上讲台讲课,他们热忱地支持我,尊重我。他们努力向上、刻苦学习的精神感动着我,师生之间十分融洽,我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改进自己的教学工作。他们对教学效果反映较好。

万事开头难,在艰难的条件下,“扔下水去学游泳”确实是培养磨练青年教师的好方法之一。

由于党的领导,老教授的指导,老工人的指点,老师们的帮助,教辅人员的协助。再加上我自己的刻苦努力,苦干加巧干,终于取得良好效果。

朱永昌,1932年出生在上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北航腐蚀科学和防护工程专业的创始人。

注:本文由朱永昌教授于2012年6月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宣传部之约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