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北京三型号飞行器的诞生

郑彦良

同月诞生三个型号

北航研制的三个型号，即中国第一架轻型旅客机“北京一号”、中国首批空探测火箭“北京二号”、中国第一种无人驾驶飞机“北京五号”，分别于1958年9月24日、9月22日和9月29日首飞、发射成功，从而创造了新中国航空航天史和教育史上的奇迹，是献给共产党9周年生日的一份厚礼。

北航“北京一号”纪念雕塑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航空航天事业还处在初创阶段，为适应当时国家对大批科技骨干的需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1952年建校后不久就开始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该校更加紧了教改的试验进程。到1957年底，学校师生员工在自制教学仪器设备、结合教学实习进行生产劳动、利用教学以外的时间接受校外加工订货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成绩，5年中为国家创造了76万多元的财富。

北航“北京二号探空火箭”纪念雕塑

北航的经验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指示要推广北航的经验。1958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航勤工俭学做法很好”的综合消息，指出，“这个学校所采用的这些办法，除完成学生的实习任务外，还有三个方面好处：1.保证和满足了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2.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点，为国家创造了财富；3.充分发挥了学校的生产能力，能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为了更快更好地培养国家急需的技术骨干，1958年初，北航党委决定通过型号研制来促进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同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北航王大昌、沈元两位副院长，听取了他们关于通过教学与生产劳动、勤工俭学与科研相结合设计飞机的设想，并当即批准了北航设计制造飞机的计划。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当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拨给了北航15万元的专项研制经费，给北航教职工和学生以极大的鼓舞。学校立即成立了院试造飞机委员会，沈元副院长任主任委员。同年6月中旬，武光院长号召全院师生，“大战100个昼夜，送三个型号上天，向国庆献礼。”与此同时，北航又成立了院型生产总指挥部，总指挥是王大昌副院长，下辖“北京一号”、“北京二号”、“北京五号”三个型号生产指挥部。很快三个型号的研制工作由全院师生员工和几十个协作单位，在北航校内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中国第一机

“北京一号”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架自己设计、制造的轻型旅客机，它不仅研制时间短、而且诞生在一所高校，因此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1958年3月，为保证飞机质量，加强了技术和生产的管理，并确定了设计、工艺、检验、生产四个方面的负责人。总设计师是徐鑫福、副总设计师是俞公沼（后改为张吉臣），主观设计师是张可明；总工艺师常荣福，副总工艺师王云渤、汪一彭；总检验师吴云书，副总检验师张汉镔；生产长是徐建钺。设计室下辖13个设计组，工艺室设立了8个车间。

北航当年有1400多名师生员工参加了研制工作，其中学生占76%，教师占7%，职工占17%。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不分白天黑夜，边绘图、边研制、边实验、边生产，硬是用苦干实干加科学的精神，在100多天的时间里完成了由16.7万个零件和标准件组成的“北京一号”。该机全长12.4米，机高4.6米，翼展16.3米，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300公里，最大航程730公里，装有两台A11-14发动机。

1958年9月24日，在北京东郊机场（现为首都机场）举行了“北京一号”命名试飞典礼，有3000多人出席。北航党委第二书记臧伯平首先宣布了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对“北京一号”的命名（原为“北航一号”），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先后讲话祝贺，武光院长作了总结讲话，最后由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林枫为试飞剪彩。

担任试飞任务的是曾经突破“空中禁区”，开辟北京-拉萨航线的著名飞行员潘国定和有多年飞行经验的飞行员王来泉。他们驾驶着“北京一号”绕机场上空飞行了20分钟，并俯冲到离地面6～10米的高度，从主席台前欢呼的人群上空掠过，以示敬意。在场的人们载歌载舞欢庆“北京一号”处女飞行的圆满成功。在这之后，“北京一号”还进行过航线试飞，先后作过东郊机场-北航、北京-天津的短距离往返试飞。同年10月28日～11月2日，还进行了北京-上海的往返试飞。每次试飞均告成功，并飞出了该机的设计参数和性能。

“北京一号”试飞成功

“北京一号”试飞成功后，当时的首都新闻媒介做了大量报道。试飞成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了5条消息和文章，《光明日报》干脆用了包括头版在内的整整3个版面，并发表了题为《航空教育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报刊均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大篇幅地报道了这一条振奋人心的喜讯，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北京一号”原型机现陈列在北航院内的北京航空馆停机坪上，它仿佛在向每一位参观的人讲述54年前那个动人的故事。

中华第一箭

“北京二号”高空探测火箭是在“北京一号”研制启动后开始研制的。1956年，北航建立了以导弹为主的火箭技术专业，并于1958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火箭系，开始为国家培养航天事业人才。刚建立的火箭系师生在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鼓舞下，为推动科学发展和培养人才，决定研制一种火箭。这项工作由当时的北航院长武光亲自领导，火箭系负责人潘梁和刁震川主持，火箭箭体总设计师由导弹设计教研室主任何庆芝担任，火箭发动机的总设计师是由火箭发动机教研室主任曹传钧担任，总工艺师是杨文龙，总检验师潘天敏，主观设计师李成忠。

“北京二号”为二级火箭，采用了两种设计方案：第一种方案代号为BJ-2S，采用两级固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分别为1850公斤和760公斤，箭体总长度2.90米，直径为0.23米，起飞总重量145公斤，最大飞行高度74公里；第二种方案，火箭第一级仍为固体火箭发动机，推力为1850公斤，但第二级改为液体火箭发动机，其推力为260公斤，箭体总长度为5.921米，起飞总重量271.8公斤，最大飞行高度为45.5公里，火箭代号为BJ-2L。

“北京二号”发射现场

“北京二号”是1958年3月开始设计的。当时有30多位从事设计和制造的教师，他们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向苏联专家学习火箭专业技术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在无先例、缺资料、少设备的情况下，大家日夜奋战，决心在“十一”前把“北京二号”送上天，向国庆节献礼。任务急，时间紧，设计时间不到3个月，加工制造时间也不足100天。师生们通宵达旦地工作，经常是两三天不睡觉。他们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着各种试验研究。单就固体火箭发动机试验就进行了30多次。

液体火箭发动机也进行了43次热试验和10多次活门爆破试验。他们经历了推力室爆炸、烧毁等多次险象环生的挫折，还同中央气象局、南京和太原的工厂、北京工业学院等单位协作，进行了箭载高空探测设备、大型固体推进剂药柱、回收降落伞、控制装置等项目的研制。经过无数次的拼搏奋战，他们终于用心血和汗水浇铸成了中华第一箭。

1958年9月22日，是中国火箭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编号为“BJ-2S”101号的火箭从吉林白城子炮兵靶场垂直发射升空，时间是下午6时20分。太阳刚刚下山，碧空如洗，火箭从草原上垂直上升的壮观景象清晰可见，直到消失在浩瀚无限的天际中。整个发射过程表明火箭各阶段工作正常。从9月22日至10月3日，一共发射了4枚BJ-2S和2枚BJ-2L火箭，均获成功。

“北京二号”的研制发射成功不仅开辟了我国航天事业的新时代，同时在亚洲也属首批。当时应邀在发射现场观看，曾对研制和发射持怀疑态度的前苏联专家也禁不住挑起大拇指，连连说：“太棒了！太棒了！象钟表一样精确。”当年“北京二号”火箭共生产了9枚，除了6枚用于发射外，2枚用于静力试验，1枚用于展览。这三枚火箭现在分别陈列与北航院内的北京航空馆和宇航学院的导弹陈列室。

科技含量高的“北京五号”

“北京五号”无人驾驶飞机的设想，可追溯到1956年，当时全国正在着手制订科学发展的12年规划，在讨论研究12年规划时，北航当时的飞机设备系就提出了搞无人驾驶飞机的设想；1957年下半年开始酝酿无人驾驶飞机的技术方案；1958年3月，在方案研讨会上，确定了把无人驾驶飞机控制系统安装在安-2型飞机上的方案。同年6月29日，北航召开了三个型号的动员大会，研制“北京五号”的型号指挥部成立，总指挥由文传源担任，并兼任总设计师。

“北京五号”的研制

“北京五号”是一架从起飞到着陆实现了自动化的无人驾驶飞机，而在50年代，飞机的全自动着陆是国际上公认的难题。当时美国已有了无人机，前苏联的无人机仍处于研制阶段，对于基础相当薄弱的中国来说，难度相当大。但是，北航师生在型号指挥部领导下，与民航局飞行员和第五研究院无线电技术人员共同合作，他们凭着忘我的工作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克服困难的工作干劲，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研制出了自动着陆系统的关键设备，即高精度的小高度无线电高度表。

经过对自动着陆系统的反复试验，1958年9月29日“北京五号”无人驾驶飞机，在东郊机场（现首都机场）首次试飞成功。到1959年2月，编号为848号的“北京五号”在东郊机场已进行了一系列改进试飞，解决了起飞滑跑方向的保持、起飞后飞机倾斜运动控制、遥控系统的正确综合控制、下滑后滑跑航向控制、复飞后系统的重新设置、系统的综合性能和可靠性等关键问题。同年2月15日，“北京五号”进行了第3次单飞汇报飞行，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等到机场观看。至此历时近一年的“北京五号”的研制工作圆满完成。它是我国第一架全自动化无人驾驶飞机，在我国航空史上是一次创举。

“北京五号”试飞操纵

在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北京五号”是三型号中国家投入最多的，其科技含量也是最高的，在当时世界无人驾驶飞机的研制上也处于先进行列。

举世无双的创举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由一所高校研制并发射成功了三个型号的飞行器，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奇迹，有人称之为“举世无双的创举”。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除了“北京一号”当时做了公开报道外，其他两个型号的研制试飞均未见报。当时，这三个型号的上天，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根据聂荣臻元帅和黄克诚总参谋长的指示，北航在国防部举办了“北京航空学院‘十·一’献礼展览会”，作为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汇报。

1958年9月28日至10月16日，展览会展示了北航教学、科研成果的图片模型，其中有“北京一号”的模型和“北京二号”、“北京五号”的实物。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彭德怀，陈毅、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6位老帅观看了展览，钱学森等科学家、部长、将军等百余人也参观了展览。在参观的领导人中，周总理看的时间最长，也最仔细，甚至问到火箭升空的高度是如何测量的，苏联专家的评价如何。他还和武光院长谈及人才需求问题，并特别强调了各部门要加强协作和保持谦虚的态度。几位老帅对北航的展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朱德副主席说：“你们应该好好干，很有前途，这都是尖端科学。”叶剑英元帅说：“你们是一个很大的跃进。”聂荣臻元帅说：“你们干劲很大，在很短时间里搞出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陈毅元帅则以他特有的诗人气质幽默地说：“你们搞的很好呦，我是五体投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鼓励，是北航人巨大的宝贵精神财富。

北航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有关档案资料，如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参观展览及三型号研制、发射现场等珍贵的历史照片近200幅，还有北航当年给毛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总理、聂荣臻副总理、赵尔陆部长、彭真市长、刘仁副书记等领导的报喜信、报告和汇报材料，当年老帅们给北航的题词，以及全套纸质已变脆发黄的设计图纸，文字材料等。

郑彦良，北京市科协科学家精神首批宣讲团成员、北航老教授报告团常务副团长。

注：本文曾发表于1999年的《航空知识》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