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建校初期校园文化
谢 础
1953年，我从青岛一中毕业，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分配在航空发动机设计专业就读，毕业后留校工作，至2004年退休。现就记忆所及，将建校最初十年内，我所经历的一些校园文化活动，杂忆如下。
佩戴标志性校徽
初入校门，整个校园是一片大工地。教学楼没有盖好，只能在工棚内上课，冬天的刺骨寒风，穿过缝隙，让写笔记的手生了冻疮。1953年北航首次大规模招生，从全国各地来的新同学有900多名，都住在刚交工的仅有的两座学生宿舍内，即学生一宿舍和二宿舍。三层砖木结构的宿舍楼，一间12平方米住8个人。我被分配在拐角稍大的一间，有15平方米，摆5张双层床，睡10个同学。食堂也在工棚，刮风下雨时，大师傅会把饭菜抬进宿舍走廊里打饭。连新年联欢舞会也在宿舍走廊里举办，大家欢歌笑语，共同迎接1954年的到来。
当时学校里还没建澡堂，每至周末，三三两两的北航学生，把换洗衣服藏在书包里，从西校门外的田间小道，步行到清华园去“蹭澡”。清华大学的门卫会问：你们找谁？我们就答：找××系××同学。然后直奔清华的学生澡堂，洗个免费的热水淋浴。同学确实有，是同届高中毕业考到清华的。这些生活上的不便，对于当时满腔报国热情的学子，并不在乎，但有一件事感觉不爽。那就是北航没有校徽！
解放初期，北京各高校都有自己的校徽，一般是长方形，横写校名，学生的校徽白底黑字，教职工为红底。看着同届高中毕业同学胸前别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等字样的校徽，心里痒痒的，很羡慕。去别的学校找同学，门卫也会问：你是那个单位的？为什么北航没有校徽，校方解释是：北航是国防院校，要保密，不能随便向外人暴露身份。不过后来校方也考虑到，没有校徽也确实不方便，师生进自己校门也会被盘问，于是想搞个没有校名的标志性校徽，1953年底向全校征集校徽设计图案。
建校初期北航校徽图案
我上中学时喜欢美术，高中毕业时也设计过毕业纪念章，就积极应征。我设计的图案，构图总体是圆形，直径2.5厘米，下方截去四分之一，有两只大雁剪影，叠加在闪电划过的大半圆上，喻义“在广阔的天空飞翔”。过了不久，校方负责老师找我说，你设计的图案已被选中，不过要作些改动。他说，另一位同学的投稿中，有激波形双翼的造型，看起来比大雁剪影更有力道，你可以据此修改，算你们共同合作的方案。
1954年校徽制作完成，发给全校师生员工每人一枚，学生的是红底白翼，教职工是红底黄翼。我们把新校徽别在胸前，向老同学炫耀，很快全北京的高校都知道，佩戴这种校徽的，就是北航师生。
天安门国庆狂欢
入学之初，全体新生进行分系、分专业、分班。那时全校只有两个系，即飞机系、发动机系，4个专业：飞机设计、飞机工艺、发动机设计、发动机工艺。每个专业设5至10个班不等，你在哪个专业、哪个班，由组织上分配。校方为每个30人左右的小班，指定了4名班干部，即班长、团支部书记、总干事和政治课代表，协助学校做好有关教学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我担任班上的政治课代表。
全校组织文艺汇演，各班出节目。在班干部带领下，我们班决定编排集体诗歌朗诵。朗诵稿的内容，大家认为要表达出为祖国航空事业做贡献的期盼与决心。经集体讨论后，由我和另一名同学执笔，写出题为《飞吧，银燕！》的朗诵诗，参加演出后，获得了好评。
建国五周年的国庆节，我们班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游行和夜晚狂欢。当天凌晨5时，队伍就集合出发，经过3小时步行，到达东长安街的集结地点。又等了两个多钟头，上午11点左右，列队通过了天安门广场，遥望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家欢呼雀跃，兴奋不已。随后队伍被带到西四附近的一所中学操场上休息，校内食堂送来了饭菜。
当天傍晚，我们又集体被带进天安门广场，这里每个学校都组成一个圈，立着写着校名的横幅，大家席地而坐，等候夜晚的到来。晚上7点左右，广场的高音喇叭开始播送乐曲，四周华灯齐放，大家纷纷跳起了集体舞。到了八九点钟，五彩缤纷的璀璨烟花从四面升起，照亮了广场的夜空。大家尽兴歌舞，至夜深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返回学校。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随后，“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席卷校园。
这一年5月，北航举行第一届科学讨论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应邀来校，在北体育馆为师生做题为《航空技术展望》的学术报告。我有幸去听讲。那时钱老刚回国不久．虽然年过不惑，但是看起来显得年轻，神采奕奕。他在报告中回顾了世界航空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对流体力学、结构材料、喷气动力、新机研制等航空领域关键技术的现状与展望，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听完后大家热烈鼓掌。
同年，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决定实行优秀生制度，向品学兼优的学生颁发“优秀生奖章”。奖章分一级(金质)和二级(银质)两种。优秀生的候选者，要先由班级集体讨论，通过推荐，再上报校方审批。当时北航学生考试实行5分制，5分为优，4分为良，3分及格，2分及以下不及格。期末考试时，由学生在考场抽题先做准备，再去主考教师那里逐个面试。教师根据学生答辩情况，当场给分，写在学生的记分本上。一级奖章获得者，必须自入学以来每门课程期终考试成绩都是“优”。我虽然也被班上推荐为优秀生候选者，但由于入学几年来，有一次“理论力学”考试为“良”，最后于1957年获颁二级奖章。北航的优秀生奖章只评选了这一届，以后就停止了。
当校刊的摄影记者
一位同班同学从家里带来一架相机，给我拍了张照片，引起我很大兴趣。美术和摄影有共通之处，都属于艺术的形象思维，我从喜欢美术进而迷恋摄影。先是用集攒的零用钱买了架前苏联“爱好者”牌简易120型相机，后来哥哥从苏联回来，送我一台“基辅”牌135型相机，课余就到处拍摄，还从图书馆借来摄影方面的书，钻研学习。
大学三年级时候，北航校报《航院生活》招聘业余摄影记者，有人推荐我去，于是我成了校报的兼职记者。校报铅印每周出一期，4开4版或8版，我常根据编辑部意图拍些校内新闻图片。当时办报条件比较简陋，校报没有照相暗室，我就常去材料实验室借用他们的暗室冲洗胶卷、放大照片，实验室的老师都很支持。
有一天，编辑部的老师很兴奋地告诉我，经过努力争取，校报分配到一台德国进口的“禄来福来”牌相机，还配有闪光灯，可以供我使用。相机是双镜头反光的120型，上世纪50年代在国内可以算是最好的品牌了，据说新华社记者也在使用，我当然很高兴。
1958年，北航开展教学与设汁生产相结合，研制飞行器。当年9月10日，我奉派随北航发射试飞队，到吉林省白城子炮兵靶场，拍摄“北京二号”的发射试验。试飞队有几十人，由院长助理刁震川带队，都是火箭系的师生，还有医生、炊事员。
“北京二号”是北航师生自行设计、生产的高空探测火箭。试验区地处茫茫一片大草原，人迹罕见。我们自己动手在荒原上安营扎寨，搭建帐篷，挖掘安全壕沟，修半地下式的控制室，还搭建了一座20米高的垂直发射架。
火箭实物随后由学校装箱运来，有两种型号，一种是两级固体火箭，全长2.9米，起飞重量145公斤，最大飞行高度74公里；另一种是液体火箭加固体助推器，全长6.5米，起飞重量272公斤，最大飞行高度60公里。它们能携带10公斤有效载荷，进行高空气象或其它探测。运到发射场再开箱装配。
9月22日首发未带固体助推器的液体火箭试射成功。24日首枚两级固体火箭发射成功。随后几天，又陆续发射了3枚两级固体火箭和2枚固液组合火箭，均获成功，至10月3日发射任务圆满结束。这是我国自行研制并发射成功的第一支高空探测火箭，也是亚洲第一箭！
发射试验期间，武光院长带领苏联专家曾亲临现场视察。我用新配备的“禄来福来”相机，将这些历史性镜头，从准备工作到发射升空，一一拍摄。每次发射后，我还坐在摩托车后座，去草原上寻找刚落下的火箭残骸，把它们拍摄下来。整套发射的历史珍贵底片，由校档案室收藏。
最使我难忘的一次采访，是拍摄周恩来总理参观在国防部大楼举行的“北京航空学院十一献礼展览会”。1958年10月的一天，院长办公室主任何家沄找我说，周总理来参观我院展览会，快带上相机，照相去。
我跟着他坐武院长的车赶到会场，总理已经先到，由胡孝宣等展出负责人员陪同，开始参观了。有人向总理介绍：这位是北航的武光院长。总理点点头。这个展览会展示北航研制的五种飞行器，特别是取得“三个号上天”的科研成果，即北京一号轻型旅客机、北京二号高空探测火箭、北京五号无人驾驶飞机，周总理对展品和展牌说明看得很仔细，不时还问些情况。
当走到“北京一号”旅客机模型前时，总理对大家讲了一件事。他说，不久前在北京饭店参加活动，有位女同学走过来要邀请总理跳舞。总理问，你是那个学校的？那位同学把头一扬，骄傲地说：我是北京一号的！总理说，看她那个样子，好像北京一号上了天，人家就非要同她跳舞不可。总理讲这个例子，是告诫我们，有了成绩要保持谦虚谨慎。当参观到“北京二号”火箭实物时，总理饶有兴致地询问，火箭升空的高度是怎么测量的，还问苏联专家有什么评价。
周总理的参观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我一直跟随拍摄，抢拍到不少好镜头。《航院生活》随后发表了一整版图片报道。其中有一幅周总理与武院长并排观看展板的照片，总理微微抬着头，双手抱胸，目光专注，神态安祥，较好地体现出周总理的亲民形象。后来这幅照片多次被校内展览和出版物选用。
这个展览会，朱德、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刘伯承、叶剑英等元帅，黄克诚、陈赓、肖劲光、张爱萍、刘亚楼等军委和总部的领导，以及钱学森、郭永怀等著名科学家，都先后来参观过。
开展北航的对外报道
我毕业后留校工作，分配在航空发动机设计教研室当助教。1960年3月，校党委机关要调我去当干事，系里不愿意放，教研室那时已安排要派我去哈尔滨120厂学习新机种试制。发动机系主住王绍曾找到主管人事的副院长马文反映。马文说，调动的事，常委会上已经定下来，考虑到他在学生时期当过北航学生会社会活动部部长，后来又担任校团委宣传部长，有社会工作经验，到党委工作比较合适，系里就不要留了。这次同时被选调的，还有飞机系的教师方复之。
报到后，党委宣传部长张有瑛同我们谈话，说党委决定加强对外报道，调你们来宣传部就是做这项工作。他说，北航有不少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特别是目前正在开展的教学革命，在全国高校是第一家，教育部长杨秀峰说要发通报，很重视。北航的其它方面也有不少好人好事，像我们学生的刻苦精神，在北京高校里是有名的。宿舍熄了灯，还跑到路灯底下看书。但是我们总结经验不够，对外宣传也不够，你们以后要深入教学科研一线，挖掘好的典型，总结他们的经验，报道出去，可以扩大学校的影响，对招生也有好处。他还说，武光院长对这项工作很关心，你们可直接向他请示汇报。他要我们同中央和北京市各新闻单位加强联系。
方复之和我做了分工，由他重点联系《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我重点联系《光明日报》等。当时正好党委机关工会部门分配到一辆自行车购买指标，决定把这张“购车证”给了我。那年月物资供应紧张，买消费品多要凭票。我到北太平庄自行车门市部，用163元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花掉当时三个月的工资。我骑了这辆车，四处采访，奔走报社之间。《光明日报》聘我担任该报兼职记者(后改称特约记者)，新华社聘我为特约通讯员。
1960年3月，校党委决定在全校开展“教学革命”运动，武院长作了动员报告，要求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内容、教学形式等各环节，发动群众进行改革。我写了《北京航空学院教学革命运动进展情况》、《北航教学革命继续大争大辩》，发表在《光明日报》内参。还写了《北航基础课土法上马革新一批教具》、《北航图书馆积极为教学服务》、《北航加强基础理论和基础技能训练》、《北航大闹教具革新》、《牛场开放革新花--北航学生在农村》等稿件，发表在《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和《北京晚报》上。
我校航空模型运动一直开展得好。1960年2月，航模队在校领导支持下，成立活塞式模型直升机创纪录小组，向世界纪录冲击。他们先后制作了12架不同构形的模型直升机，进行飞行试验。5月18日，我校运动员孙景桥操纵模型直升机做直线飞行距离创纪录飞行，飞行达91.5公里，打破了由苏联运动员鲍里索夫保持的该项航空模型21.5公里的世界纪录。
新华社播发了我写的《孙景桥创造模型直升机飞行距离世界纪录》消息及照片，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几十家报纸刊登。我还为《光明日报》、《北京晚报》撰写了《北航学生攀登航模世界高峰》等通讯稿，较详细地介绍了北航航模队为国争光所做的不懈努力。
1960年5月，国家体委和共青团中央决定派北航赴八大城市进行航空模型表演与辅导，推动航模活动在青少年中的开展和普及。航模队在52天中，辗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杭州、长沙、济南、郑州，进行了38场盛大飞行表演，举行了28次讲座，观众、听众达24万人，取得良好宣传和社会效果。新华社播发了我写的《北航航模队赴八大城市表演》消息及照片。《光明日报》、《北京晚报》还刊登了我写的《让航模运动遍地开花》等通讯。
1960年9月，校方派我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写的稿就少了。
在“上天社”管宣传工具
从电影学院进修回来后，1961年3月，张有瑛找我谈话，说党委研究决定在宣传部下设立一个机构，起名“上天社”，统一管理校内宣传工具，主要是校刊《上天报》和广播站。经党委副书记程九珂同意，调你担任上天社总编辑，负责具体领导。
由于三年经济困难，物资匮乏，印刷校报用的纸张也断了来源，只好改出黑板报，报名由《航院生活》改为《上天报》。张有瑛说，虽然是黑板报，但它的性质仍是党委机关报，广播站也是党委的喉舌，宣传内容都要围绕贯彻校党委的中心工作。
《上天报》每周出版一期，主要内容每周要提交宣传部部务会议研究决定。黑板报出版地点选在警卫连驻地平房的后墙(今行政楼北侧)，那里是宿舍、食堂通向教学区的要道，每当新的一期出版，都会吸引大批师生围观阅读。
六十年代的《上天》报
1961年7月，《高教六十条》以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国贯彻执行。该条例提倡学生刻苦学习、埋头读书，要尊师爱生，《上天报》积极组织这方面的稿件。例加重点报道了“王德荣教授从事教学30年”的纪念活动，也大力宣传了聂荣臻元帅接见我校毕业生的谈话。
1962年“五一”劳动节，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在北京三座门国防部会议室，接见了我校自控专业和南开大学核物理专业各一个毕业班的同学，进行了亲切的座谈。聂总在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刻苦读书，勉励同学们努力钻研，毕业后为国防建设做出贡献。我跟随参加，在会场拍摄了照片和合影，聆听到聂总的教诲，并被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感染。《上天报》作了重点报道，并把聂总关于刻苦读书的话，摘登在报头下方“语录”的位置，以示突出。
1962年元旦，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款待在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高级知识分子，感谢他们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党同心同德，共度难关。各单位党委书记也一同参加。宴会前，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其中30多名科学家，由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一引见。介绍到沈元时，范长江说：“这是北航的空气动力学家沈元。”少奇同志握住沈元的手，说：“很年轻啊。”回校后，党委书记王恒在党委扩大会上，介绍了接见的情况，《上天报》作了报道，党中央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广大师生深受鼓舞。
广播站负责每天播音，早、中、晚饭时间各一次，每次半小时。早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午和晚餐时间，播音内容主要是校内新闻，班级同学和老师来稿，也播送些音乐和歌曲。那时食堂、教室、操场、宿舍区都装有喇叭，到处都能听到广播。
有一个时期，为了振奋校园气氛，广播站在早晨6时和晚间10时，还播放起床号和熄灯号，悠扬的军号声在校园上空回荡。许多同学闻号集合，以班级为单位到操场或马跑上跑步，响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全校听报告也是广播站忙碌的时候。报告会的主会场设在工会俱乐部。主会场容纳不下的其他师生员工，则分散在各系楼教室中收听。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贯彻劳逸结合。根据市委布置，北航开展了“形势教育”，周六下午是政治学习时间，也常听形势报告。
俱乐部里的报告声响，先传输到广播站，再由广播站转播到各个教室喇叭。有时广播站还要录音。每次报告前，我们都要组织试音，看几十个教室的声音是否清楚，报告中间还要巡查转播效果。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上天社发动同学做的。
上天社吸收了上百名学生参加社会工作，分为《上天报》编辑组、采访组、出版组、美工组，广播站编辑组、播音组、机务组，还有上天社摄影组、幻灯组等。专职干部除我以外，有2名职工。另外上天社还有孙跃中、奚锡兴等几名学生半脱产干部，分别负责《上天报》、广播站和机务组的工作。我还从无线电系聘请教师，担任机务组的技术顾问，协助排除故障，保证广播线路的畅通。
上天社的工作受到学校领导关怀和有关单位的支持。党委书记王恒是摄影爱好者，有一次去外地出差，在信托商店见到一台前苏联生产的“列宁格勒”牌相机，是留苏人员寄售的。按一下快门，可以连拍十几幅，很适合拍摄运动会等活动影像。他跟学校有关同志商量后，用1000元买了回来，跟我说，把这台相机放在上天社摄影组使用。我看该机说明书，除标准镜头外，还可以配套一个广角镜头和两个望远镜头，但国内买不到。王恒说，北航在苏联有一些购买仪器剩余的外汇卢布，让我找院长办公室托留苏人员代买。
我把3个镜头的规格写好，交给院长办公室秘书许爱媛。她写信告诉了当时在莫斯科航空学院进修即将回国的北航教师曹传钧，很快就买好带了回来。武光院长家里有一台120型相机，是镜头可以伸缩的那种，也拿给我，供上天社摄影组同学使用。武院长奉调赴新疆前，才还给他。
同学们通过社会工作，锻炼了实际工作能力，我们也创造些条件帮助他们提高认识。1962年5月，我带领上天社和各系系报参与采编工作的50多名同学，去《解放军报》社学习取经，受到热倩接待。该报朱副总编辑和政宣处黎处长亲自做介绍，讲解稿件采访和编辑的经验，大家感到收获很大。1963年7月，我从党委机关调出，参与筹建中国航空学会和编辑《航空知识》杂志，才离开了上天社。
组织星期演讲会
1961年8月，在宣传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代理宣传部长胡孝宣建议组织星期演讲会。他家住北大，见北大开展这项活动效果不错，认为我校也可以组织。大家赞同，责成我负责落实。会后我找工会、团委和学生会商量，决定星期演讲会由工会、团委、学生会和上天社联合主办，演讲会的宗旨是：“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励志修身，提高觉悟”，选题要广泛，以吸引大家兴趣。
演讲会定于每周日下午在工会俱乐部举行。讲题内容和主讲人，事先报宣传部审批。每次演讲会由四单位轮流主持，入场卷按学生70%、教工30%免费分发。演讲会海报和内容预告，通过《上天报》和广播站宣传。每次演讲后，由工会负责配合放映一场相关电影。当年9月16日，我主持了第一讲，请我校科技情报科副科长李嘉瑶主讲《U-2型高空间谍飞机》。当时我人民空军连续击落窜入大陆的美蒋U-2侦察机，大家都很关心，这次讲座听众踊跃，反映热烈。
之后一年多时间里，举行了几十场星期演讲会。讲座内容多样，大体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励志和治学方面的，例如我曾同团委宣传部长陆桂芳一起步行(公交车尚未开通)，去中关村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请到了著名科学家华罗庚介绍他的治学经验。华老来的那天，慕名听讲的师生挤满会场，过道和舞台两侧都站了人。华老讲了他自学成才的亲身经历，阐述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的体会，给大家很大启发，受到热烈欢迎。
二是增长见闻、阔展视野方面，例如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著名摄影师牟森，来校讲他1960年冒着风雪严寒，拍摄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经过，以及1962年参与拍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见闻。还有请我国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北大副校长周培源教授，来讲他出国参加世界科学大会，同各国科学家广泛交流的体会。
三是和文艺和历史方面，例如请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老舍，讲他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骆驼祥子》，剧本《茶馆》、《龙须沟》等的体会。他的作品善于描写底层市民的生活命运，“京味”十足，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再如请著名翻译家和散文大师、《世界文学》杂志主编曹靖华，来校讲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他翻译的《铁流》、《保卫察里津》、《第四十一》等前苏联小说，深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读者喜爱。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侯仁之，被请来讲《历史上的北京城》。
著名音乐家、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蒙，来校介绍他的创作生涯。他写的歌曲《歌唱二郎山》、《小河淌水》等，旋律优美，具有浓郁民族风格，那时在青年同学中广为传唱。
我们还请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演员崔嵬，他讲了同陈怀皑合作导演《青春之歌》等故事片，以及他在影片《红旗谱》中扮演主角朱老忠的体会。朱老忠使他获颁1962年首届中国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这些影片当时家喻户晓，听他讲座的非常踊跃。
四是航空科学普及方面，例如请沈元副院长讲1961年出访英国、参观范堡罗国际航展的见闻。请曾留学法国的王绍曾教授讲法国航空工业概况。还有请我校老师赵震炎讲宇宙飞行，何庆芝讲火箭与导弹，宁榥讲喷气技术，史超礼讲飞机的发展等。
五是革命传统教育方面，例如请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馆长，来校讲解放战争故事。请著名女作家杨沫讲她的成长经历，怎样从一名女学生投身革命，长期斗争生活的积累，促成她写出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这部红色经典小说1958年出版后风靡全国。另外，还曾请北京郊区农村的贫下中农，来校讲家史等。
上世纪60年代初，文化部引进了一批香港拍摄的电影，在全国公映。那时老百姓看不到好莱坞大片，前苏联电影由于中苏分裂也不映了，于是这批香港电影引起轰动。它们主要是文艺片，如描写香港底层市民遭遇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反映香港住房困难的《危楼春晓》，关注失足青少年的《街童》，以及讲述流浪孤儿生活的《人海孤鸿》等，以亲情、悲情、苦情打动观众，赚足眼泪，影院中唏嘘一片。这也引起争议，有人批判它们宣扬“人性论”，模糊阶级意识，北京高校中也有反映。
1962年2月，在市委大楼举行了一次全市宣传干部报告会，请全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袁文殊讲香港电影问题。袁文殊介绍了香港电影的状况和这次引进的考虑背景，说这些由邵氏等公司拍摄的影片，涉及香港社会问题，批判为富不仁，反映民众诉求，有一定进步意义，对于它们的热映，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不必紧张，可适当向群众做些解释。
我去听了报告，回校后在宣传部做了汇报。会上决定，将这个报告的精神向校内传达，但考虑到它是文艺问题不宜占用政治学习时间，而用星期演讲会来讲比较合适。按照宣传部意见，我在星期演讲会上做了《谈香港电影》的讲座，由团委书记吴葆朴主持，入场券只发给校内党团支部干部，会后放映了故事片《可怜天下父母心》。
话剧《茶花女》风波
1957年国际劳动节，北航修建的“工会俱乐部”在绿园西侧落成，内有可容纳千人的剧场，为校内文化活动开展，提供了有利的舞台。在此之前，戏剧大师梅兰芳1956年来校演出京剧《霸王别姬》，都只能在北体育馆临时搭台演出。
上世纪60年代初，工会俱乐部常有校外文艺社团来校演出，如访华的苏联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曾来演出俄罗斯歌剧选曲和芭蕾舞曲，上百名演员的庞大阵营，俱乐部午舞台要临时加宽才能容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来校演出过话剧、《雷雨》、《日出》、《货郎与小姐》、《铿吝人》等。
中央戏剧学院1962级毕业班排练了话剧《茶花女》，对外毕业公演。《茶花女》是19世纪中业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作，描写社会底层女子受到的迫害，颂扬宽容与尊重，表达世间真情。1897年，前清翻译家林琴南将其译出刊印，一时洛阳纸贵。它是进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文艺作品。引进《天演论》、《原富》等西学经典启迪民智的清末思想家严复，对此曾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之誉。
工会俱乐部拟邀请《茶花女》来校演出，向宣传部请示。并说明毕业公演票价比较便宜，为2角和3角，学生也看得起，而北京人艺等单位来工会俱乐部演出，票价是4、6、8角(或6、8角，1元)，一般只有教职工购票。宣传部同意了。于是《茶花女》在我校连演了五个晚上，观众达四五千人，许多同学观看。但是此剧上演后引起不少争论，有人上告党委，说这种“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至上、鼓吹腐朽生活方式”的东西，不应该拿到校内上演，更不能让这么多学生观看。
我校个别同学给中央戏剧学院主演《茶花女》的女同学写信，倾吐慕恋之情。该校反映到北京团市委，市委将信转回北航，要学校加强教育。有人主张在校内开展对《茶花女》的批判。宣传部研究认为，《茶花女》是世界名著，不宜用批判方式进行教育。上天社收到不少有关来稿，我建议在《上天报》上开辟“怎样看待《茶花女》”的专栏，宣传部同意以“问题讨论”的方式进行。随后《上天报》连续几期，刊登了有关《茶花女》观剧的正反意见。最后请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复之写了篇“讨论总结”，发表在《上天报》上，他指出要用历史眼光看待西方过去的文艺作品，也告诫青年学子应把精力放到学业上。
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1962年创作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为基础，反映人民解放军拒腐防变的精神面貌，演出后红遍大江南北。我校工会话剧团也排练了这出话剧，由卢伍图导演，不仅在俱乐部为师生演出，还在北京市内剧场售票公演。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中将等部队首长，也观看了我校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
北航业余话剧团演出《野火春风斗古城》
当时北京有六七个话剧团同时公演《霓虹灯下的哨兵》，只有我校不是专业剧团。我校参演的都是业务演员，例如在剧中饰演连长鲁大成、新战士童阿南，以及童阿南女友的演员肖汉祥、丁一心、杨念梅等，都是北航普通教师和干部。他(她)们全身心投入角色，演出态度一丝不勾，饰演的剧中人神情兼备，受到师生们广泛好评。
有一天，宣传部通知我去地安门附近的实验剧场，我校剧团在那里公演《霓虹灯下的哨兵》，说当晚周总理会来观剧，要我准备照相。我去了，不过那天晚上总理临时有事，没有来。
那几年，校内每个周末都放映电影，周六晚上在南操场放映的电影是免费的，全校教职工、家属和学生差不多都会去看，大家搬个板凳、马扎，在大银幕正反两面随便找个地方坐下，边乘凉边看电影，成为那时校园最受欢迎的娱乐。像《青春之歌》、《林则徐》、《洪湖赤卫队》等，大家都爱看。周日，工会俱乐部还会售票放映一些故事片，不过票价也便宜，通常5分或1角而已。
放映的影片，工会每月排个计划，报党委宣传部同意后，去电影发行公司租借。宣传部有时也会提些意见，例如为了提倡刻苦钻研的精神，张有瑛指示可多映一些人物传记片，像《李时珍》、《俄罗斯航空之父》等。那几年，工会和学生会还经常组织周末舞会，教职工在俱乐部两翼跳舞，学生舞会则在食堂举行。
1961年前后，北京市委为了配合“反修”学习，指示北京市电影发行公司开放一些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影片，供各单位借用，放映给干部看，意图是想让干部们了解“修正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堕落”。宣传部派我持党委介绍信，去电影发行公司联系借用过几次，借来的影片有前苏联的《一个人的遭遇》、《海之歌》、《青年一代》等。还有反映东欧国家现状的几辑《参考电影》，它通常是从波、匈等国电影中选取“有问题”的片段，如摇摆舞、性解放等镜头，组合成辑。
这些影片都在俱乐部放映给党团干部观看，实际上看过后也没有组织讨论批判。《一个人的遭遇》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一名士兵在战争中的悲惨命运，当时在国内被批判为“人性论”的代表作。根据宣传部指示，我曾写过一篇介绍《一个人的遭遇》拍摄背景和社会影响的稿件，放映该片前在剧场里广播了一遍。
编辑《建校十周年纪念册》
1962年9月，在宣传部一次部务会议上，张有瑛布置了编辑出版《建校十周年纪念册》的工作。他说，为了纪念建校十周年，学校决定出版一本纪念册，组织一个编辑委员会来领导。编委会人选，已同王大昌副院长研究确定，由王大昌、张有瑛、何家沄、许建钺、刁正邦、邵福堂、谢础七人组成，人选考虑到对于学校工作和教学科研比较熟悉。具体的组稿和编辑工作，交上天社负责。张有瑛还说，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矿业学院都出版过校庆纪念册，可以找来做参考。
这之后，王大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讨论纪念册的编辑方案。会议决定纪念册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文稿和照片各占一半。文稿向校内广泛征集，内容以回顾建校历程和教育成果为主。照片要除了从档案资料中选用外,还要组织拍摄。武光院长带头向纪念册供稿，除了总结学校十年经验的文章外，还写了一首诗。其他教师职工，像王德荣教授等也积极写稿。
稿件基本凑齐后，编委会在平房会议室集体审稿，文稿和照片都摊放在长条桌上，大家边看边讨论，能用的确定下来，不足的会后再增补。上天社的采访、编辑、摄影、美工各组的同学，都积极参与了纪念册的组稿、编辑、设计、装帧等工作。
北航建校十周年纪念册
1962年11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教育部长杨秀峰、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等领导同志，来我校参加建校十周年纪念活动，向师生们表示祝贺。
当天晚上在招待灶餐厅，校方设宴招待来宾和校友。我进去拍摄照片，张爱萍上将招呼我说：“来，来，坐下。喝点酒，不要只顾拍照嘛。”他让我坐在身旁，问我是不是教师，照相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爱好。武院长介绍说，他是北航毕业生，以前当过教师，现在调宣传部当干事。张爱萍还亲切地问我结婚了没有，有没有孩子。他饶有兴致地看我用的什么相机，问闪光灯效果怎样，拍了些什么镜头。我说，照片洗出后寄给张总长看。
我知道张爱萍是摄影爱好者，见过他在《解放军报》发表的摄影作品。第二天，校庆活动照片洗好后，我选了三四张镜头里有张爱萍影像的寄给他。一周左右，收到张爱萍回信。信是用毛笔竖写在印有总参谋部台头的信纸上，说照片收到表示感谢，从新闻摄影的角度看拍得还不错，说自己虽然爱好摄影，但没有什么进步，愿向你们学习。我把信拿给宣传部同事看，张有瑛说，一位上将给萍水相逢的小干事亲笔回信，真不容易。
纪念册补充校庆活动内容和照片后，我联系在解放军535工厂(现1201厂)印制，那是家总政所属军内最好的印刷厂，《解放军画报》等军队书刊都在那里印刷。到年底，清样取回，编委会又组织集体审查。武光院长也参加了，他一幅幅照片看得很仔细，对排版字号大小都提了具体意见。1963年初，《建校十周年纪念册》印制完成，向校内外发行。
谢础，1935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1958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曾任航空知识杂志社总编辑，国际科学作家协会（ISWA）首名中国会员。
